彼得·戴蒙德:获诺贝尔奖的经济神童开拓之路

2010年10月22日    点击数: 5281    字体:           一键关注汇讯

       10 月11 日,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,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彼得·戴蒙德、戴尔·莫滕森和具有英国、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季斯3 位学者共同获得。获奖后,彼得·戴蒙德说:“这是一个能让人屏住呼吸的消息,你突然意识到不仅仅这一刻发生了变化,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发生了改变。”

  “我一定要先好好睡一觉。”几天前,当彼得·戴蒙德第一次听到自己获得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,他感到“简直难以置信”。

  当时,他正从新西兰返回美国,他的儿子和太太都已在机场等候多时。但告诉他这一消息的不是他的家人,而是一个远在伦敦的朋友。“很庆幸,当时不是我在开车。”他打趣道。

  “那么,你会怎么庆祝呢?”当被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,彼得·戴蒙德说他得先让脑子休息一下,“所以一定要先睡觉。”第二天,彼得·戴蒙德回到列克星敦市。市长请他到市政大厅,他站在那里和众人一起庆贺。

  后来,在他就职的麻省理工大学,戴蒙德出席新闻发布会时称:“这是一个能让人屏住呼吸的消息,你突然意识到不仅仅这一刻发生了变化,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发生了改变,机遇一下子全部向你敞开了怀抱。”

  另一个美国人戴尔·莫特森比戴蒙德更早知悉获奖的消息,他目前正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做访问教授。接到诺贝尔奖组委会的电话通知时,他正和同事共进午餐。

  莫特森说,组委会要求他不要和别人分享这一消息,因为30 分钟后瑞典官方才会正式宣布。“因此,我坐在桌子旁,只字未提。但我想他们从我脸上的笑容便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”他说。

  此后,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,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彼得·戴蒙德、戴尔·莫滕森和具有英国、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季斯3 位学者共同获得。

  在颁奖词中,瑞典皇家科学院如此表示:“在劳动力市场上,很多公司有不少工作空缺,而一些失业人员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。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,解释了市场上的这种冲突。他们的理论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是领先的理论体系,而且这些理论可以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其他领域,比如房地产市场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等。”

  落选美联储理事会

  消息发布后,彼得·戴蒙德的老友、2008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·克鲁格曼在为《纽约时报》撰写的专栏中,恭喜戴蒙德获奖。他写道:“我曾经的同事彼得·戴蒙德,与戴尔·莫特森和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德斯一起,共同获得了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这绝对是实至名归。戴蒙德获奖的原因是对市场冲突的研究,这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。然而,作为深邃的思想家,戴蒙德的成就不仅局限于这一领域。”

  彼得·戴蒙德生于1940 年,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,获数学学士学位;1963 年,年仅23 岁的戴蒙德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,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教学生涯。自1966 年起至今,戴蒙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。2002 至2003 年,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。多年来,该协会的主席之职,大多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。

  1977 年,37 岁的戴蒙德在著名的《政治经济学》期刊上发表了《社会保障分析的基本框架》,本文堪称养老保险体系方面的经典文献。

  戴蒙德认为,在一个自由的市场,无论市场运作多么完善,总会有许多公司发现有不少工作岗位空缺,而一些失业人员又找不到适合的工作,这种失业叫做摩擦性失业。戴蒙德认为,尽管摩擦性失业不可避免,但失业者可以缩短寻找工作的时间,从而提高找到工作的效率。效率的提高与一个国家劳动力市场体制有关。因此,戴蒙德建立了“工作搜索模型”,这个模型解释了失业率和空缺岗位的形成原因,以及如何减少摩擦性失业。

  皮萨里季斯与莫滕森进一步完善与改进了这一理论。他们的理论被以三人的名字首字母命名为“DMP 模型”。尽管“DMP 模型”主要是针对劳动力市场而建立的,但还可以适用于其它领域,如房地产市场政策。

  在3位经济学家中,戴蒙德名气最响。今年4 月,戴蒙德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出任美联储理事会理事,但在共和党参议员的阻挠下未果。9 月13 日,奥巴马再次提交了对戴蒙德的提名。

  对于戴蒙德落选美联储,克鲁格曼表示:“就是这个彼得·戴蒙德,共和党议员却曾阻止他进入美联储,因为共和党竟然怀疑他能力不够。”

  持有相同观点的是奥巴马,他在给彼得·戴蒙德的贺信中说:“我希望你的提名,能够尽快获得参议院通过。”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杰森·福尔曼,也利用在丹佛的一次早餐会敦促共和党参议员通过对戴蒙德的提名。“我的希望是,阻碍彼得·戴蒙德进入美联储理事会的那小部分人能够通过这次获奖了解到,他完全具备相关的资格。”

  但共和党议员们则表示,“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种重要的认可,但瑞典皇家科学院并不能决定谁有资格加入美联储理事会。”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·谢尔比在一份声明中说。

  共和党人此前的反对理由,主要是戴蒙德缺少相关的对宏观经济问题作出决策的背景。值得一提的是,戴蒙德曾是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老师。1979年,在麻省理工就读的伯南克,在博士论文中特别感谢戴蒙德,感谢后者花费了大量心血阅读并讨论了他的研究成果。

  “他是个心地善良而又十分可爱的人”

  对于戴蒙德此次受阻,“我真的感到很困惑,”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蒂芬·莱维特说。当年,史蒂芬·莱维特还是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时,就曾当面求教过彼得·戴蒙德。“他绝对是天才,因为他的论文我要看四五遍才能理解。有时候,就算读很多遍之后,也还是不明白。”

  史蒂芬·莱维特第一次见到彼得·戴蒙德时,看见他脚拖一双凉鞋,但是没穿袜子。“我觉得他这副打扮太古怪了。”后来,莱维特说:“现在,我坐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里,也是不穿袜子,再拖一双凉鞋。他就是这么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周围的人”。

  那时,莱维特在写了一篇“有关犯罪”的论文之后,去请教彼得·戴蒙德。在去之前,莱维特在论文上加了一个说明:“本文没有包含犯罪程序等要件。”结果,戴蒙德把这句话重点描黑之后,就再也没有看过文章了。他告诉莱维特:“如果你做了一个糟糕的假设,你的故事基本就不用读了。”

  “这影响了我对于世界的看法,”莱维特说, “20 多年来,我一直遵循他的教诲。”莱维特记得和彼得·戴蒙德在一起最有趣的时光,是在大学的研讨会上。“通常,他听着听着,都会睡着了。但是,奇怪的是每当到了最关键的时刻,他就会突然睁开眼睛”。

  “睡醒”之后的戴蒙德,会向演讲者抛出一个个极其刁钻的难题,让他们站在台上无所适从。但,每次到最后,解围的那个人还是他自己。“因为,他会接着把答案一一道来,从而道出会上最精辟的论点”。

  “他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十分可爱的人。”莱维特说。

  “经济神童”

  1998 年,汪丁丁到美国拜访萨缪尔森,他听到这位经济泰斗评价戴蒙德时,用了一个词——“经济神童”。“对此说法,我完全同意。” 汪丁丁说, “因为我在许多不同领域读书时,常见到戴蒙德的作品,感觉他就像 1920 年代的拉姆西。”拉姆西是一位天才,只活了26 岁。
  当他的经济论文被31岁的凯恩斯啧啧赞叹时,他才17 岁。

  拉姆西一生都在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,戴蒙德亦是如此。除了被世人熟悉的理论“世代交叠模型”,戴蒙德还是美国社会保障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、本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政策研究者。

  1996 年,戴蒙德提出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五点建议,如改变退休年龄、个人账户的设立、养老基金投资的多元化等,对各国社会保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  大约十年之后,他来到中国和吴敬链、周小川、项怀诚等人一起,参与了中国养老保障的研究项目。

  戴蒙德早期的研究,主要关注国家债务对经济行为的长期影响。此后,戴蒙德开创性地将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,对商品税收进行了分析。

  1994 年,戴蒙德获得了美国西北大学的欧文·普莱恩奖。在颁发该奖时,西北大学校长阿诺德·韦伯这样说道:“戴蒙德的研究,为其他经济学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。很少有学者能做到哪怕一次,而戴蒙德至少做到了三次。”

  彼得·戴蒙德:“被人关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”

  Q:你最早听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时,你在哪里?

  A:我正在一个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的红眼航班上。这是一个自新西兰开始的漫长旅程的最后一段。当我下飞机时是早上七点,至此,我对诺贝尔奖一事一无所知。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到机场来接我。然而,并不是他们告诉我这个消息,而是我的朋友从伦敦打电话来恭喜我。这是我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。

  Q:如此忙碌的一天是不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开始啊?

  A:是的。我已经感觉到了。这对于我而言确实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天。

  Q:你是那种很享受被公众关注的人吗?

  A:是,也不是。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,它是一个能够让我更多地接收各方信息的机会,按照我平日里处事的方式,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我所需要的。

  Q:你所任教的麻省理工大学是什么反应呢?

  A:同事们第一时间写了贺信。在麻省理工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,有人问到了美国经济的刺激政策以及政府救助银行业的问题,我认为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。虽然这些并不是和诺贝尔奖紧密相关的问题,但是它们被大众所广泛关注。

  我认为美国民众应该认识到,如果不对经济进行刺激,美国的失业率将比现在更高;如果政府不对银行业进行救助,美国的失业率也将比现在更高。所以,当我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,我很乐意进行阐述。

  Q:您曾经也和其他的经济学家有过长期的合作,比如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·莫里斯?

  A:是的,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 年,在苏黎世的一场经济学相关的会议上,之后我们成为好友。1965年我在剑桥工作,1967 年夏天我携同新婚的妻子再次回到剑桥,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,于是我们开始了共同合作。长久以来,我们喜欢一起工作,我们如今仍然一起工作。虽然我们并没有共同发表过什么论文。

  Q:今年是你和其他两位学者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,那么你和戴尔·莫特森、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德斯此前有过合作吗?

  A:不,到目前为止还没有。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他们,也很欣赏他们的工作。我之前提到我在麻省理工的研究工作,其中一个有助于我工作发展的关键,就是戴尔·莫特森的一份研究报告。那份报告为我的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很多灵感,所以我经常说他的报告,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。

  Q:得到诺贝尔奖你有想过怎么庆祝?

  A:睡觉可能是最好的庆祝方法。大脑终于可以停下来,身体也可以得到休息。可能明天我会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庆祝。

  Q:一开始,你是如何进入经济研究领域的?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,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吗?

  A:进入耶鲁大学后,我必须选定一个专业。一开始,我在纸上写下的是“机电工程师”。但我觉得,我同时也得把这个专业的坏处也想想清楚。我认为做一名工程师,肯定能过上体面的生活,而我的数学和物理都很好。但是,我的手不是很巧。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呢?在耶鲁大学,很多新生都和研究生住在一起,我也一样,和研究生住在一起。研究生他们是我们的顾问,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。

  我的室友就是选修的电气工程,他告诉我说,这个学科其实很乏味,全是一长串一长串的方程式。我感到那些对我毫无吸引力,但我实在不愿意放弃数学。后来,我就决定选择经济学,那就可以运用很多数学模型了。当我把决定告诉我的室友时,我永远忘不了他惊奇的样子。

(访问译自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和著名宏观经济学杂志《Macroeconomic Dynamics》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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