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会聚焦企业发展 企业减负成必行趋势

2012年03月21日    点击数: 8758    字体:           一键关注汇讯

  宗庆后(娃哈哈集团董事长):

  民营经济要回归实体经济,毕竟虚拟经济是分配财富的,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。如果大家都不创造财富,都是分配财富,我觉得最后是要出大问题的。现在做实体经济难度比较大,税费比较高。

  张鸣(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):

  如果让我提交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建议,我会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,一个是建议大规模减税,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负应该降低,我刚刚去过深圳,我的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小作坊,只要产值到了50万,就要作为一般纳税人纳税,50万那是规模很小的企业了,利润的17%就要交税交掉,企业叫苦连天,这样怎么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呢?另外一方面就是建议有关税负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,要经过民意机关的同意。

  李承鹏(作家):

  我的建议就是那些因为政策因素而享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要多缴税,那些靠自力更生的民营企业、个体经营者和中低收入阶层要减税。可以养羊剪毛,但不要杀羊。可以有高税率,但要使纳税人享受到高回报。退一步来说税收高没问题,但收了税花到哪里了要透明,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要跟上。我身边很多像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,很多年不敢去体检,怕查出病来承受不了。

  袁岳(零点咨询集团董事长):

  如果要我写提案的话,有三个要提的:第一,针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的“微税制度”。现在政策鼓励创业,但创业第一步就是搞发票,弄假发票……所谓微税制度,就是交百分之二的营业税,增值税、所得税都不用交;第二,大企业交“大税”。改变现在大企业优先拿地、地价更便宜、政策更优惠、还大量返税的作法。作为大企业更不应该在公共政策里面套利,可能的空间要自觉让步给中小企业。第三,我国的综合税负水平应该保持在比全球水平略低,否则没有投资竞争力,高税收把企业都给吓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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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异域声音

  奥巴马(美国总统,2012):美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高税率逼迫就业机会和利润迁移到海外,也打击了留在美国本土的企业。逼美国小企业将数不尽的金钱与时间花费在申报税款上,是很没必要、很不正确的,这亟须改变。

  巴菲特(首富级投资家,2011):国会对亿万富翁相当友好,我和我的朋友已经被溺爱够了。我2010年的税单总额为639.8744万美元,听似不菲,却只占我应纳税收入的17.4%。我的办公室雇用二十多人,他们缴税的税率高于这一比例,33%至41%,平均36%。

  古鲁纳(Ask.com创始人,2010):我很有钱,向我多征税吧!我是一个风险投资人和企业家,在美国,我可以算是赚钱最多的人之一了。在过去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,我所交税的税率是我从职以来最少的,我也经历过税率较高的时期。让我说句老实话吧,征税多或者少不会左右我的投资决定。我从来不曾因为税率低而多作投资。

  李明博(韩国总统,2011):在大家都忧虑经济可能走向低迷的时候,对企业和个人减税能刺激经济运行。

  野田佳彥(日本首相,2012):我们正在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,出生率创了历史新低,挑战当前,我相信加税对日本来说能起到维稳作用。

  向普通及中低收入人群倾斜

  朱燕来(中银香港助理总裁):

  我长期没有在内地生活,虽然听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有所提高了,但我个人认为还有提高的空间。中国现在的通胀相对比较高,民生问题也很大。

  刘畅(80后、新希望集团董事):

  我对收入多少不敏感,但对于那些进入我们公司的新员工来说,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负担之重和压力之大。我也曾从底层做起,体会过税负之重。

  胡德平(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):

  除了税收外,国有企业的利润也得要有一个说法,给全民一个交代。你不能让国民持有你的股票,但你要分红,你不能一个人发几百块钱,但是你可以在社保上多贡献些力量。民间税负方面,现在很多个体户其实只是在谋生,这个群体在税收上应该得到“宽大处理”。整体而言,税收不能占GDP比重太高,税收增长不能比GDP增长太快。

  邓飞(媒体人、“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计划”发起人):

  应当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(尤其是工薪阶层收入)的起征点,提高个人所得的费用减除标准及对税率结构进行调整;与此同时提高税收使用方面的透明度和使用结构的合理性及合法性。中国的税收使用的透明度水平偏低,一方面导致民众对于收税的不理解,甚至抵制;另一方面,不透明的税收使用状态,不利于相关机构和纳税人对于税收使用情况的监督。

  尴尬的现实

  杨元庆(联想集团(微博)董事长):

  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,有17%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,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%。

  卢铿(海尔地产董事长):

  在地产行业,开发商其实也不想涨价。这个道理很简单,他所有的税,特别是土地增值税负担很重。比如说这个房子我本来卖一万,我要涨到1.2万,这时候我涨上去两千块钱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给政府交税了。

  大胆的倡议

  谢国忠(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):

  我建议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。1万亿听起来很多,但是中国211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,而每年财政收入增幅达到20%-30%,因此减税1万亿是可以承受的。

  这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投资项目实现。削减项目等于在放弃累赘,并非坏事。此外,可以通过增值税、消费税及营业税降低20%来实现。即增值税从现在17%的税率降低至13.5%。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,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,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%的水平。物价高是低消费的主要原因,减税肯定能够刺激消费。消费增长额很可能会超过减税额。如果没有大规模减税的话,中国经济会有陷入滞胀的风险。

  蒋锡培(远东集团董事长):

  我建议企业的税收,无论是增值税还是所得税还是营业税,至少下降三分之一;个人所得税封顶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,现在百分之四十五,太高了,人人都在想办法逃税;另外可以考虑征收遗产税,因为有能力、有智慧创造财富的人,这些财富让他们合理运用,会创造更大的价值,调整到死后收他的税,可能更为合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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